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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3 03:54:51

                                                  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极化的两党,导致美国很难组织起全国一盘棋的抗疫行动。正因为如此,政治学家西奥多·洛维认为,最适合美国政治结构的政党制度,不是两党制,而是某种“修正版本的一党制”——一个党强,一个党弱,但弱势党仍然有希望重新成为多数党。

                                                  不过,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有利于民主党的变化。政论作家以斯拉·克莱恩在《我们因何极化》一书中指出,2013年是一个临界点。那一年,1岁以下的新生婴儿中,白人婴儿的比例已经低于50%。而且白人人口老龄化,平均年龄大大超过拉丁裔、黑人、亚裔等族裔。他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才会传导到政治权力中。按照这一逻辑,就算2016年特朗普输掉大选,大约到2024年前后迟早也会出现另一个特朗普。特朗普和共和党代表了绝望的白人最后的挣扎,如果他们现在不赢,以后他们成了少数,就再也没机会赢了。

                                                  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的基础政治结构是一个碎片化的结构——一方面,它存在大量的否决点(veto points),另一方面,横向纵向分权又使这些否决点掌握在彼此相对独立的行动主体手里。这样的基础结构搭配两党制,如果要想平稳运行,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形成稳定的多数党,要么两党具有比较高的合作意愿。假如其中一党形成压倒性的多数,少数党很难匹敌,也就只能选择合作。但当两党势均力敌时,会更倾向极化和激烈的党争,而不是合作——因为如果两党都有机会赢得多数,就更倾向于争夺多数,并利用制度赋予自己的手段阻碍、否决对方的计划,最终导致频繁陷入政治僵局。换言之,美国高度碎片化的基础政治结构决定了,如果两党无法形成稳定的多数党,就很容易陷入极化和党争,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否决政体”(vetocracy)。

                                                  阿克曼和西班牙政治学家胡安·林茨也有过类似的分析。阿克曼认为,美国的宪法传统将所有制度以不同的方式追溯至人民主权,而且并不承认任何一个特定的分支有充当人民唯一全权代言人的资格。总统和国会作为两个都经过全民选举产生的分支,都有资格主张自己比对方更能代表人民,更有资格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从而发生对峙。林茨认为,美国的总统制比议会制更容易导致危机。在议会制下,议会多数党组阁,内阁总理同时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议行合一保证了只有一个党在台上执政。美式总统制则不然,总统和国会权力分立,都经过选举产生,这就完全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一个党拿下国会,另一个党入主白宫,甚至国会参众两院也可能分别掌握在不同的党手里。由于两党都能掌握一部分国家机器,就会倾向于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相互攻击。眼下,美国就正在经历这样的分裂——共和党控制了白宫和参议院,民主党则是众议院多数党。

                                                  据报道,莫迪政府在经济考量下逐步解封,导致人口流动增加,加上民众和政治人物内部,都确实确实遵守了个人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相关规定,让印度1日起的7天每天新增生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单日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截至12日晚间7时30分,印度全国逐步确诊病例已达2360399例,死亡人数达46536人。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认为,至少自“二战”以来,战争比喻便开始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但在伦弗洛看来,战争思维并不是理解社会议题的恰当路径,对战争比喻的过度依赖,造成美国人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并阻碍了美国人正确理解并解决社会议题的能力。

                                                  据香港大公网12日报道,有网友发现,警方带走周庭时,并未对她用上手铐或将其锁上,而她偏偏要伪装成被锁上手铐,最后因拨弄头发而穿帮。网民也质疑她假扮被锁上手铐的意图,是用来吸引传媒镁光灯,这招也是由“美国中情局训练出来的”,与2016年黄之锋假扮被戴上手铐的手法如出一辙。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认为,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处理种族冲突,特朗普都采取了巩固自身基本盘、攻击对手的党派与极化策略——批评纽约、加利福利亚、伊利诺伊等民主党州管理不善,只知道伸手要钱;指责媒体为了阻止他当选而夸大负面消息;攻击中国是病毒源头,未能控制病毒扩散;抨击专家、政府内部的幕后政府(deep state)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

                                                  在愈发严重的极化政治的背景下应对新冠疫情,特朗普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将新冠疫情比作“二战”,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战时总统”,从而绕开常规状态下的各种法律约束,解封更多权力。

                                                  既然美国政治的极化由来已久,对它的反思自然也早就存在了。卡罗瑟斯认为,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一些特征,助长了政治极化。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这是“体制问题”。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权力分立+两党制。通常认为,美国的两党制是高度竞争性的——两党要赢得一系列竞争性选举,才能入主白宫和国会山。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一个规范判断,它暗示高度竞争性是一种可欲的品质,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优点。果真如此吗?